橘佑京势力范围

        2003年秋，我来到新单位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去小岗村。昨天，S君告诉我，和北京老单位的同事联系上，让他们从过刊库里调出杂志，再拍摄了照片传过来，他终于看到了我写小岗村的那篇文章。这文章，现在互联网上似乎也找不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时，我住在南京，新单位在上海，作为一项考核，他们希望我到小岗村采访。小岗是改革开放的标志，那些年发展得不如人意。做记者的这些年，让眼睛里只看到问题，而很少看到进步，于是，我眼中、笔下的小岗村也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小岗村。

        我至今记得，到凤阳火车站下来，在当地叫了一辆三轮摩托，开到县委。当时，杂志社的名片上有红红的党徽，虽然有点冒牌货的意思，但是领导干部们还挺买账，一直是对我的采访十分照顾。

        自从改革开放后，小岗村出了名，这里每年接待的记者有1200名以上，平均每天近三个多记者，至于参观学习的人更是数不胜数。我面对的这批小岗村人，都已经被采访习惯了，他们肚子里有一套关于当初大包干的说辞，这些被演绎无数遍的话，等到再演绎的时候，就被按照自己主观意图或美化，或丑化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从凤阳县往村里去的时候，是沿着小溪河镇的乡间公路走过去，即便是凹凸不平的道路，也是1998年为迎接改革开放20周年，为迎接江主席的视察而专门建造的。当时的村长严德友陪着我，从县里乘坐三轮摩托一路颠簸下到村里，县里的干部和我打招呼说，县宣传部就一辆普桑，不够调动，就派三轮车送我吧。

        早晨，太阳清亮的照着，我们穿过小溪河镇的菜市场，熙来攘往的农民，热闹的吆喝，时不时出现的标语，别样的中国。严德友在这里和我们会面，他让车停一停，去买了只鸡，说是带回去给我接风。

        县里的干部在乡下喝了不少酒，我不能喝，所有该喝的酒，都让马顺龙他们几个人顶下去了。一桌子菜，每个菜里都搁了点辣椒，吃下肚对胃是个考验。严德友有个女儿，老婆很漂亮，餐桌摆在客厅里，厨房在西侧厢房，传来油锅嗞嗞啦啦的声响。他们兄弟6人，房子沿着贯穿小岗村大街一字排开。村里数他家势力大，要群殴，6兄弟齐上阵。不过，几十年过去，等我去到小岗已经看不到剑拔弩张。

        稻谷从这条大街的西头铺到东头，每天，我也在西头和东头之间往复，寻找那些成烟往事，和农民说话。我在小卖铺里买了两盒烟，一个火机。安徽人抽当地烟，我买了包黄山，还买了迎客松。给严俊昌敬烟，他说，你抽那个干啥，贵，又不好抽。大包干时，严俊昌是村长，分田到户的主意是严宏昌（严俊昌的亲弟）出的。最后，整个80、90年代，村里似乎就在演绎着兄弟俩谁是当初的主使，主使自然是功劳最大的一位。

        2003年的时候，村里还没钱，“主使”争起来挺有劲，5年过去，S君告诉我，老头们又死了三个，估摸着也没啥好争的了。大家开始各忙各的致富路。

        在村里七天，见到老头就递上烟，再给点上。心里盘算着他该是18位摁手印农民中的哪一位，当时已经去世一位，摄影记者，东早的金立旺去给每位活着的老头拍了照，让他们端坐在自家门口，再让后面的门半掩着。

       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关友江，他在晒场上垂打稻谷，安徽话多少类似南京话，这些总比我后来在潮汕地区采访时，傻子似的站在人跟前要好些。我原本想让他说说旧事，他倒说起医疗保障，县城的庸医如何让他话上百块钱治个感冒，村里只要几块钱。

        5年后，新农合肯定已经覆盖小岗村。事实上，这个改革开放的“长子”，此后享受着国家的各种便利，凤阳县有的招商项目，小岗村先挑；凤阳县要修路，先通小岗；修水塔，小岗；装广播电视，小岗；挨家挨户抽水马桶，小岗；装自来水，小岗。这些被穷困逼得走投无路的人，拼死的作为，却成为泽被后世的福音，从这点上来说，实际这些生者已经无需争些什么。

        严德友把我安排在村子西头的葡萄园，这个几百亩的院子里，有栋二层楼，水泥建筑，算是村子里比小学稍差一点的楼。晚上，严立学（78年时，村里的会计）带着两个年轻人一起看院子，这么干能混点工钱，年轻人不是去打鸟，就是去逮蟋蟀。我问严立学，到底谁要分得地，严立学一声不吭，就笑笑。他抽着旱烟，反问我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弄清楚干啥呀。

        葡萄园那时就有收成，我和严德友在葡萄架下合影留念，当时他最犯愁的是销路，5年过去，销路畅通，好葡萄一斤卖到5元钱。他父亲那辈，村里有什么事都能让万里知道，通中央不费事，这并没有给村里带来什么财富；等到严德友这辈，就是依靠土地和小岗村品牌过日子，他们终于致富。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5年后，严德友不当村长了，却因为葡萄园当上了百万富翁。而小岗村最美丽的建筑，再也不是小学教学楼。S君的描述下，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        5年前，去完小岗，因为工作的机会才可以到中国各地，尤其穷困地区走走看看。当每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重新回到办公室，在高楼眺望浦东的秀丽景色和万丈高楼时，好像生活在虚拟世界中。

        熊曾经和我聊过人生目标。他说30岁前有了房子，也买了车子，以后，每5年就增加一套房子和一部车子，以此为目标，人生就很充实，每5年就是一个单位。按照这么算下来，熊这辈子到60岁，差不多该有7套房子，7部车子。假如退休后还保持干劲（这不变成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了吗），还不止这个数。

        大家不要以为我拿熊来举例，就是竖一个反面典型而已。熊在和我说这些都时候，他一手扶着鼠标，一手吊着香烟，电脑疯狂地运转着，他正在空当接龙。当他说完这番话，我很是自责，为什么我就定不下来明确的人生目标呢。

        在人生的最初岁月，目标很是简单。比如，我总希望幼儿园老师把最大块的橡皮泥分给我，但总是被分给我们班最乖巧的女生，这些女生们，和像女生一样的男生们，从早到晚就坐那里，一声不吭，不给老师添麻烦。冬天，橡皮泥被冻得像砖头，老师掰也掰不动，就放在炉子上烤，烤着烤着，这玩意有点滋滋冒油的趋势，接着就瘫软下来，一起瘫软下来的还有我的人生目标，老师撅了块最小的放在我跟前。

        再比如，无尽的寒暑假，我总是羡慕的望着母亲，她在家里烧菜搁麻油后，会把油瓶口那一滴剩下的，用指头挑起来放在嘴里。有时，看见我在旁边，就让我舔舔瓶口。舔完，我就想舔第二口了，我后来理解为什么耗子爱油了。麻油似乎在各种油里算比较贵的，烧菜很少搁这玩意。所有人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会打开来闻闻，再放回去。我的人生目标变成了母亲在每盘菜里都放麻油，而我恰好在旁边守着。

        后来，这目标变成过红领巾、书包、《西游记》、篮球鞋、自行车、手机、电脑......我回顾了一下，除了当飞行员有点高尚外，其他都有些食色性的感觉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班上组织报考飞行员的进行体检，很多近视的同学（包括我在内）都被要求走个过场，被刷下来也壮壮声势，不过，后来说国内飞机小，身高也有标准，在165cm～175cm，我的个头再去充数，带有明显的舞弊性质，就被“劝退”了。

        从这个经历来看，我注定要为一些物质目标奋斗终身了，那些高耸入云的美丽建筑，好像悬在半空的麻油一样诱人。

        顺便提一句，熊现在找到了红颜知己，要结婚了。在黑暗无边的单身生活中，熊像菲佣一样把家里的任何角落收拾的有条不紊，对于未来那位新娘，我要说的是，不要和他争，熊可以同时打扫7套房子，现在这些不在话下。

        小泉在售楼中心，向过来看盘的小强夫妻介绍起来。“我们这个小区有着非常完备的配套设施，你看这里马上要建中福会幼儿园，这里是长宁国际学校分校，这里是家乐福，这里是易初莲花，这里是威尔士，这里......呃......这里是迪斯尼乐园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对不起，你已经指到浦东去了！”小强提醒小泉，“你这里有沙县小吃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有兰州牛肉拉面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有桂林米粉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连这么大的商业连锁都没有，你配套设施还算完善啊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呃......我们这种地方要上，就得上一些档次高的，比如重庆鸡公煲之类的，马上就要进驻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那么大娘水饺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......”

        假如到国外看看人家的机场，的确有种本邦是天朝上国的感觉，比如，我们极其雄伟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，差不多相当于5个伦敦希思罗机场。本人曾多次在三号航站楼候机，那柱子、那座位、那地砖，都体现了天朝上国的威仪。不过，再威仪死了，抵不住飞机晚点。

        这次往返大连，平均晚点纪录达到了4小时，长期滞留机场的结果是，我们吃机场、喝机场、到午夜，大家还睡机场。椅子上横七竖八都是人，等到航班到了，服务人员就挨个唤醒，“醒醒，醒醒，您的飞机来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对于本国飞机的晚点，我想究其原因如下：

        首先，本国的航道设置，85%的资源是给军方的，15%的资源给民用，很多空域，虽然空在那里，但是不让民用飞机飞。这就意味着，飞机必须绕很多弯才能到达目的地，不能飞直线。打个比方，就是广州飞北京，得从上海上面过。这种绕行，增加了飞行的成本，让驾驶员特别疲劳，同时也增加了晚点的概率。在帝国主义的美国，航道资源和我国的配置恰好相反，就是民用大头，占80%；军用小头，占20%。

        这种情况带来两个结果，美国航空事业特别发达，大家选择飞机比大巴多，二，私人飞机的数量全球第一。鉴于我国处于各种敌对势力包围之中，而我们的人民空军似乎又不是那么牛逼，既不如俄国人、又不如日本人、也不一定干得过台湾人，那么我们需要这么大的空域是有道理的，一来便于逃、二来守不住也情有可原。

        除了航道外，各大航空公司也习惯晚点。原先航空公司晚点有这么一个原因，就是一次航班多跑两个地方，比如，从昆明飞大连，就到武汉停一下，带一批武汉的客人去大连。这种航班的好处在于拉得多，坏处在于昆明的人要在武汉多逗留一阵；武汉的人因为昆明方面的晚点，也可能要多等；至于在大连等着飞机返回的人，就请准备铺盖卷吧。为什么航空公司要这么干呢，因为他们运营成本Cover不掉啊。

        红颜航班的坏处显而易见，等到我们上飞机时，空乘小姐个个眼睛红通通的，驾驶员也是，感觉像小两口子刚刚吵完架似的。

       为什么航空公司赔钱呢？ 人浮于事是最主要的原因，由于生产率的问题，什么行业来到中国后，都从技术密集型变成了劳动密集型，等发展两年，开始技术密集时，那些刚开始招的劳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了。

       加上响应国家平衡贸易逆差的号召，动辄就去欧美买飞机。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营效率和规模根本不匹配，除了亏损几乎无路可走。事实上，美国这些年也挂掉了不少航空公司，而且都是大公司，所以，假如不是国家撑着，我们的航空公司应该挂了很多遍。

        股市急挫，弹指间，财富灰飞烟灭。
        群里有人说，7月26日前后，北京几个银行开了会，说热钱准备撤了，让把股市的钱也撤出来。于是，一场里通外国的有预谋的大撤退就上演了，估计全球没有哪个资本市场半个月能跌这么多吧，除非管理这个鸟市场的国家崩溃了，就像可爱的冰岛和南斯拉夫曾经发生过的情况一样。
        但是奇怪的是，我们国家还在准备六十周年大庆和世博会；我们石油企业正在大举购买海外资产；我们正在浦东造“Shanghai Tower”高度堪比迪拜和多哈的疯狂建筑；而上海、北京的房价发足向香港、东京奔去。
        S君此前采访了河南开胸验肺事件，他MSN的名字换成了“这是何等的中国，不如以死谢之。”一个为了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的普通百姓，用打开胸膛的方式，以证明所言不虚。而此前所有的化验报告，在政府部门面前都是形同虚设。
        如果S君以死谢国的心都有了，那么证明鲁迅曾说过的事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这种沉默，是什么都不说，是说了也无用。
        我的同事们从去年大跌开始就呼吁应该推出股指期货，来平抑市场的投机性。这种要么单边涨、要么单边跌的市场，并不是由庄家造成的，而是我们政府的制度设计所至。中国股市，就在上演击鼓传花的游戏。
        有时，市场笃信即便价格再高，也能把花儿交到下一位手中；有时，市场则否认任何一朵花儿的价值，恨不得立刻赶紧扔在地上，再踩两脚。忽而狂热、忽而恐惧的方式，将逐渐使得市场中，充满了投机者，而非投资者。
         充满投机者的资本市场和爬满白蚁的大坝有什么区别呢？
         我们经常会巴菲特长、巴菲特短得来颂扬一位成功投资者，但是，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存在于中国，那些历经中国股市起伏的人，要么离场、要么变质。
         正如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政府、银行、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在一起，对普通老百姓进行抽血一样；政府、机构、上市公司又构成了另一组抽血机。这种与民争利的状态、以及在制度设计上的不作为，让人扼腕。
         这种还未体味市场经济给生产力带来的方方面面好处，即被市场丑陋一面而吓退的状态，事实上存在于中国的各个领域。

      全食那天，我从环球金融中心出来，早晨，上海细雨婆娑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雨刮器随着雨滴忽大忽小，一会狂躁一会怠慢。

      日全食总给人末世的感觉，我总觉得假如真有地球毁灭这档子事，肯定时间很短，会让我们感觉到疼痛，但不应该太长。

      尼古拉斯凯奇的新片《先知》，前阵子是门口碟片店重点推介的，老板娘在碟片上拍一拍说，看过伐，老崭的。这片子我在VeryCD上下载看过，用一句成语形容一下吧，实在差劲。不过，作为地球挂掉的一种方式，《先知》提供了另外的方案，即通过太阳的一次日冕物质大爆发。当然，为了让人类留存一些希望，尼古拉斯凯奇的儿子、儿子的女朋友及所有的动植物都被几个外星人带走了。

      这里隐含着对成人的一种偏见，成人是无可救药的，污秽得很，而成人主宰的世界也污秽。

      我小时候读过的第一本有关世界要灭亡的书是《诺查丹玛斯大预言》，认为1999年太阳系的9大行星将排成一排，然后分崩离析。那是一年的暑假，大人们离开家，我就到厕所的鞋架下面去掏出这本书来。当时我家面积很小，27个平方，鞋架就放在厕所里面，最下面一层是鞋盒，里头是擦皮鞋的布、鞋油和鞋刷。我父亲把我不该看的书都藏在这处，其中包括那个地球毁灭的预言，还有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》。

      我后来在《圣斗士星矢》中也看到类似的情节，总而言之，9颗星星排成一行很不理想。既然现在1999年已经过去10年，我们真是可以嘲笑以下那位400年前的教士，按照上海话就是“港督”。不过，在1999年之前，谁也不敢说地球会怎么样，虽然香港都回归了，但地球灭亡不灭亡还真说不准。

      最近，很多电影是关于地球灭亡的，详见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，http://chinese.wsj.com/gb/20090807/fea081502.asp?source=MoreInSec，现在这家报纸，除了莫博士关于IT设备的评测和类似影评的栏目，其他，也真是乏善可呈。好莱坞在这个夏天也毁灭地球很多次。

      根据一些古怪的时空概念，茫茫宇宙中肯定有星球发生着与地球一模一样的事情，这一理论基于概率，即星体无穷多，那么与地球拥有相似生命形态的概率就无穷大。如果这套数学的东西果真应验，还真不需要担心我们的灭亡该如何如何，而是要担心，万一我们见面该如何是好。

      1999年，地球要灭亡的时候，我在江苏电视台实习，那天晚上，我和财哥以及频道总监在丹凤街后头的一个地方吃龙虾，我们先吃了一盆差不多50个，后来说起今天晚上地球要灭亡了，就又点了一盆。当时，50个龙虾才24块钱，现在估计得100块，从涨幅来看跟房价有的一拼。我们吃得唇齿留芳，嘴里有吃完小龙虾特有的腻腻的感觉（其实是烂泥的味道）。

      夜里，我在空荡荡的编辑房里做着频道宣传片，而在鼓楼广场上，很多男男女女们等着12点后，好互相香对方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 “针对近期坠机情况频发，我要推出一项新发明。”摩的司机在发布会上表示，“即在所有大型飞机上，安装降落伞，非常大的伞，可以罩住鸟巢这么大的伞。这样飞机挂了，降落伞打开，大家都没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请问会用多少布，对纺织行业的拉动起到什么作用。”橘佑京问。

        “嗯，很多布，下一位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请问这和国产大飞机项目有关系吗？第一批是装波音，还是装空客。”小强问。

        “等大飞机造出来，我就饿死了，下一位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这个项目有风险投资吗，我们有没有计划进行IPO，要知道国内IPO已经重启。”托马斯问。

        “不差钱，下一位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听说杜邦在内的跨国公司要收购该项目，但这项合作会否涉及国家机密，获得有关部门批准了吗？”小泉问。

        “我们是民企，关他屁事，下一位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我是CBN记者，请问这项技术在民用化方面有什么探索。”强嫂问。

        “谢谢你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们正在上海市所有的花盆上安装该系统，以预防高空坠物，这一民用市场空间非常广大。”

        淘宝网商大会正在召开，托马斯来到小泉的柜台前。

        “靠这是什么玩具，是兔子还是猪。”托马斯问。

        “这是兔子，我们特地开发的版本，给它配了一个猪嘴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呃……为什么要给兔子弄个猪嘴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你out了，这叫跨界，猪多可爱啊，现在很多人喜欢猪，明年是兔年，但我们又不想损失喜欢猪的客户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可是明年是虎年啊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哦，是吗，靠，那我们给它弄身虎皮好了，兔、猪、虎，三样跨界，你皱眉干嘛，不觉得性感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妈的，好性感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隔壁房间刚刚‘啪’一声！”强嫂对一边躺着的小强说。

        “没关系，是灭蚊灯打死了蚊子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隔壁房间刚刚‘砰’一声！”

        “没关系，是灭蚊灯管爆掉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隔壁房间刚刚‘哐’一声！”

        “没关系，是灭蚊灯打死蚊子的同时，灯管爆掉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呃......这种情况概率高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高，实在是高。”

        昨天，搜索季羡林先生的照片，竟然找到南都周刊采访李敖的文章，李敖按照一贯作风把季老也数落一通，总体的意思是说，这位老先生不过是个二流货色。

       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，“他不是国学大师！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，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。别人全死光了，他还没死，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！这些桂冠，他三个都不及格的，根本轮不到他！中国有句老话：‘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’。可是廖化后来怎么样？廖化投降了！你看三国志，70岁以后，阿斗先投降，先锋也投降了。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，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。”

        狗改不了吃屎，李敖改不了骂人，虽然他这段话说的不是全错，但似乎很少有人会想想李敖几斤几两。我想，首先，他肯定是不懂12国语言的，更不用说那么生僻的语言，这方面季羡林的贡献有目共睹。李敖，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开启明智，是一个行动着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，他的思想，我仔细想想也没什么，并非像他自己说的500年来第一人。终其一生，他最辉煌的时候，就是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着干，坐了监牢。他用文字和政府斗争了半世，结果这个政府后来从独裁变成了民治。但不要忘记，这个过程中难道就是李敖一个人的努力吗？施明德、许信良、陈水扁都坐过国民党的监牢，后来他们成立民进党，把国民党选下台，论到实际行动，李敖并不是最牛逼的。

        选立委，他也是焦头烂额，为自己票数少辩护的理由是，台湾人太混。哈哈，他既然这么聪明，怎么混人都摆不平呢？文人，通常是嘴皮耍起来利落，事情做起来摊台。

        在文学方面，我看过他的《北京法源寺》，叙事结构是超差，动辄就是打断的内心独白，这点很像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不过《战》是什么时候的作品了，托尔斯泰自己写着写着也不是那个味道了，这都100年过去了，李敖还写成这个德行，还不如《鬼吹灯》呢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文学性不够，就说说思想性吧。这思想性其实看环境。天下乱的时候，思想容易博兴，因为“乱”，哪个政府都不强势，你说了就说了，怎么说都行。于是，纵观中国历史，春秋战国最牛逼、然后是魏晋南北朝、还有五四前后。李敖那是生活在台湾，他要生活在大陆，你让他思想看看，他肯定不思也不想。国民党手段太差是李敖以思想家示人的外部环境。所以，他不会天真以为台湾政治环境之所以有今天，是他口诛笔伐的结果，其实是蒋经国这个人比较有底线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 从内因来讲，他是个比较勤勉的人，你看看他在凤凰卫视讲课时搜集出来的史料就知道了，说什么事情，都能搞点剪报出来。不得不佩服老爷子，因为他坚持吗？不过，仅仅是资料积累，我们用Google可能找得比他全。

        从“敢讲”这个角度，不是大家不敢讲了，而是到了互联网时代，大家都敢讲，用Blog讲、用播客讲、用Facebook讲、用Twitter讲，这么多人讲，谁最牛比谁也搞不清楚。那些互联网前时代已经成名的大师们，其实成为最后一代知识精英了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大家捧李敖的原因，也是因为他足够老，他从互联网前时代，活到了互联网后时代。以后要想成名，还真不容易。

        最后，李敖说500年来他是写作的第一人，他写了100多本书，等身高，被禁的有97本。我想，这两个标准，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多和禁，都不能说明“好”啊。特别是那些和政敌们打嘴仗的文章，虽然看看都解气，但N篇文章，事情也都是差不多的事情，骂呗。500年来，论写文章最牛逼，就3个半人，按顺序是汤显祖、曹雪芹和梁启超，半个算沈从文。李敖排不进前10。

        最早，知道季羡林这个人，还是拜东方时空所赐，好像做了一期专题逐一介绍还健在的大师们。后来就找到他的《留德十年》看，这是他的一本自传。也是我唯一读过的关于他的书，对于这么一个老而弥坚，老而弥红的人，他的走时从实质上说明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他太老了，资格比谁都老；第二，他研究的学科知之者甚少，仰之者甚多。

        梵文、吐火罗文等等，以及《罗摩衍那》这样的翻译，我想在他仙去后，基本就绝种了。这是东西属于象牙塔中的象牙塔，而现代人更多讲求的是一些能够带来效益的知识。

        我原先在综合新闻的同事柯慧，在报社待了两年后就去了莱比锡附近的一所大学，在那里读历史。小朋友的一位高中同学也在德国，是读药物的。并不是每个去德国的人都会成为季羡林，但我依旧很羡慕他们。在那地方，博士很难毕业，也许就一直读下去，终老了事。

      “只是到了最近一两年，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，多次向我建议写一点自传之类的东西。他们认为，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已经活到了将近耄耋之年，古稀之年早已甩在背后了，而且经历了几个时代；在中国历史上，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。我这样的经历，过去知识分子经历者恐怕不是太多。我对世事沧桑的阅历，人情世态的体会，恐怕有很多值得别人借鉴的地方。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，甚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，大都不能体会。有时候同他们谈一点过去的情况，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，像是在听‘天方夜谭’。因此，他们的意见是，我应当把这些经历写出来，不要过于‘自私自利’，只留在自己脑海中，供自己品味玩赏。这应该说是我这一辈人的责任，不容推卸。”

        这是《留德十年》的楔子，他后来还出了《牛棚杂忆》。并不是谁活到这么老，还能提笔成书，活到这么老反而红了，从这点来说是季老的幸福吧。

        “我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低潮期。”托马斯对强嫂表示。

        “哦，为什么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很低潮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哦，那应该是周期性低潮期。已经持续了多久了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差不多1个半小时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很长时间啊，主要表现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沉默寡言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很严重的，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我得搬过来住一阵子。”托马斯打开门，小强垂头丧气地说，在一边强嫂领着小小强。

        “你不是刚刚搬到新房子去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是啊，那栋楼整个倒掉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托马斯把他们三个人让进屋来，“你太牛逼了，我本来以为你专门搞世贸中心这样的地方，没想到自己家也没放过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靠，不关我的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是不是你们总在下面拱来拱去，它就倒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我跟小小强躲猫猫，不小心把一根钢筋撞断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妈的，看来躲猫猫的确容易出事啊。”

http://www.gaoqingbin.com/materials/ben.mp3

        大概是我上小学3、4年级的光景，一个礼拜天要去奶奶家吃午饭，我们坐着2路汽车在镇江的人民街下来，当时，我带着我的堂弟。

        车站下来的地方是镇江最有名的药店——存仁堂，它的隔壁有一家新华书店。这家新华书店是我最熟悉的书店，因为平日里在奶奶家不老实的时候，她就带着我和弟弟过来买书，两人各自挑一本。

        有了礼物就消停了，这和绝大部分官员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    这天，我自己买了一盒磁带，这是我私房钱对外的第一次重大投资——7.9元，迈克尔杰克逊的《真棒》，这也是我拥有的第一盘磁带。第二盘是Air Supply的，第三盘是芭芭拉·史翠珊，对于流行音乐我是从外国人接触起的，而非香港人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说为什么的话，就是电视里头看到了MJ的一只MTV《颤栗》，我当时觉得这家伙够Cool。后来他的若干歌曲证明的确如此，这些歌曲因为绝妙的MTV，成了音乐从听觉享受向视觉享受转化的里程碑。

        我甚至认为，就是因为他的奇迹，才让整个唱片工业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和契机，这种贡献就像此后苹果的itune对唱片工业的影响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 来到奶奶家后，用一台老旧的单卡录音机放了专辑，奶奶被吓了一跳，对于一个听惯扬剧的人来说，听MJ的曲子的确格格不入。弟弟们还是很兴奋的，虽然他们当时可能还没有看过MTV。后来，这张专辑就被用来在我瞌睡的时候放一放，算是提神。

        我也试图学过其中的曲子，不过，没有成功。那张歌词单上，都是查字典后写上的汉语注释。即便注释完整个句子，实际上我还是不懂到底说了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    他的一生似乎就面临相似的情况，即别人看不懂他想要干嘛。少年成名的人，总会面临“伤仲永”式的挑战，2000年以后，他好像消失了。一个天才，伟大的音乐家，最有商业价值的人，突然在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困境，创作的才情、道德、婚姻全面失败。也许是原先太成功，失败就显得尤其失败。

        很多人找出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来解释MJ的怪诞行为，我想原因很简单，套用《梅兰芳》里的话，他从事艺术创作就是“孤独”的，越成功越孤独。

        上世纪80年代时的红人，好多已经从视线中彻底走开了。马拉多纳、魔术师约翰逊、赛纳、山口百惠，我少时的记忆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，包括MJ。

        所幸，MTV还在，音乐也还在。

        “你真的不考虑买一点？”小泉问橘佑京。

        “没什么必要，我挺不错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我没听说过做媒体，身体还不错的，你告诉我每天早晨起来拉什么颜色的便便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......”

        “恩，自惭形秽了吧，我就知道你的便便是上不了台面的。你知道我拉什么颜色的便便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......”

        “金色的，形状很完整，有一股清......”

        “得了，得了，我买，我买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为什么很多官员要共用一个情妇？”托马斯问孔子。

        “因为他们都信奉共产主义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你觉得这些官员喜欢他们的情妇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恩，不能用喜欢与否衡量，该用拥有数量来衡量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怎么理解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即刚开始时，数量稀少，都挺喜欢；后来数量众多，喜欢的边际效益递减，进入应付的状态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难道就没有红颜知己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侬纵观我这辈子，遇到过红颜知己伐？”

         托马斯摇摇头。

        “概率很小的，孩子。”

        小强向托马斯展示手机里面的照片，“瞧瞧，这是小小强他妈从瑞士发回来的照片，漂亮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跟我们乡下差不多嘛，很破的样子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......”小强狂汗。

        “不过，人家管这个不叫乡下，叫田园。”托马斯补充道。

        “你为什么每次都要买这种刚刚切，就全裂开的西瓜。”强嫂问小强。

        “嗯......这种瓜就叫爆炸瓜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呃啊，那你明明知道是爆炸瓜，为什么还要买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在没有爆炸之前，谁也不知道它会爆炸，这和炸弹是一个道理。”

        去IMDB的有史以来最受欢迎250部影片数数的话，就会发现其中作品最多的是斯皮尔伯格，然后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，下面是马丁西科塞斯，当然还有科波拉和卢卡斯等人排在后面。其中，伊斯特伍德是个有趣的家伙，作为演员声名显赫，而作为导演就是21世纪以后的事情了，当然《杀无赦》和《廊桥遗梦》除外。

        看了《老爷车》，此前《换子疑云》、《百万美元宝贝》《硫磺岛的来信》《父辈的旗帜》《神秘之河》等电影也都看了，他是个很会找本子的导演，对于人物刻画，有点流于表面，残存一些好莱坞气息。即便如此，他与许多脱胎于好莱坞体系的所谓“大片”导演仍然不同，他没有拍摄过一部“大片”，这些片子带来了有特点的角色，同时，讲一个好故事。

        他并不是一个最棒的导演，像科波拉这样名垂青史，不过，他在自己寻找的题材和获得的话语权中，感到十分自在。我们所熟悉的国内电影人，他们好像总是对历史、社会和党富有责任，他们在制作过程中，充满了向艺术顶礼膜拜的艰辛与痛苦。这个过程我们在伊斯特伍德那里看不到，快80岁的老家伙，已经把这些都看得很淡了。电影从社会责任变成了兴趣爱好。

        北京奥运期间，我采访过伦敦电影局资助的艺术家们。他们每年拍摄独立电影，而申报经费都从电影局获得。这些电影很小众，只有不多的人去欣赏，他们当中脱颖而出的，也许可以拍摄《两杆大烟枪》或者《Snatch》，但绝大多数人在等待。靠着政府资助过日子的艺术家们，对好莱坞持批评态度，觉得无论从制作水平还是精神实质方面，好莱坞电影是“电影家族”的败类，而真正的电影来自欧洲。

        我想包括贾樟柯在内的国内艺术电影拍摄者，也许与欧洲电影颇为心意相通，最近，他拍摄了《24桥》。

        即便是国企转制，地皮变成房地产项目这个话题，也差不多是我国经济发展10年前的话题，艺术家们花了10年时间才知道这件事。绝大多数电影人就沉浸在自己固有的思考、固有的圈子、固有的生活中，他们做着不问世事的艺术家。从这点来说，伊斯特伍德这个老头，一直坚持不懈发现身边感人的故事，尤为珍贵。

        今天，中国政府召见了谷歌中国，就网站上出现很多黄色内容一事进行执法谈话，并宣布对谷歌中国的处罚，暂停该网站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。也就是说，未来要在google上搜索个Times，也找不到；输入“迈克尔”，不会出来下拉条显示“乔丹”。总而言之，中国政府来了招狠的，google算是残了。

        我想该决定说明3方面问题，第一，我国政府耗资巨大的“金盾工程”，没有能够阻止公民们登录非法网站，无论是政治非法，还是道德非法；第二，我国政府预期，在未来大量安装软件“绿坝”后，也不能阻止公民们登录非法网站，这里主要指黄色网站；第三，我国政府认为google在中国提供此类搜索的网站中，肯定是最过分的，同时它又是个外资，天然不服管，本着杀鸡儆猴的原则，就先杀google吧。

        基于上述原因，我想请政府关注以下一些事情:

        首先，在祖国各地存在的各种洗头房、夜总会、酒吧，你们是否会相应的来一次整治，假如上网只是意淫，尚且不允许；那么那些实体店，大家可以公然买春，不是大逆不道吗？

        其次，百度、迅雷等本土公司怎么办，我用两个搜索引擎试过，百度搜索结果绝对不比google少，一样是黄色，外资就深一些，内资就淡一些吗？

        第三，政府现在通过诸多手段来遏制黄毒，百禁不止，工作不力，现在让google服帖，是否就将黄色信息传播一网打尽了呢？如此昭告天下，自己对于外资企业的手段，你们是用一种方式来掩盖其它不作为吗？

        改革开放30年，我国因循一条市场换技术之路，从最开始对外资的毕恭毕敬，到现在开始对外资凶相毕露。试举几个例子：

        达能与娃哈哈一案，刚刚终审，娃哈哈商标裁定为宗庆后所有，达能说要到最高院申诉，对这个案子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，算是强龙遇见地头蛇，浙江人用各种方式掏空了合资公司的资产。

        可口可乐与汇源一案，商务部最终否决并购方案，理由很不充分，而可口可乐也只能作罢。凯雷收购徐工案，商务部也是做了同样的决定。一是涉及垄断，一是涉及经济安全，事实上，果汁领域，我国竞争十分充分，而在工程机械方面，CAT、小松、现代、大宇、日立，外资豪强之间就竞争很激烈，加之三一、常林、中联重科等，也不用担心什么经济安全吧。

        政府对于外资的态度转变说明几个方面：第一，30年来，该进来的外资都进来了，该进来的项目也都进来了，还没进来的，规模不大的，政府也没什么兴趣；

        第二，我们在许多重要产品上已经可以抗衡外资，一句话，翅膀硬了，无论是技术、市场、管理，中国企业都跃跃欲试地叫板，而不是学习；

        第三，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快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到的麻烦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对外资企业的声色俱厉，形成制衡；

        第四，当外资进入到传统国资统辖的范围内，与国资争利时，也就碰到了我国最为坚硬的利益团体。此前市场可以换技术，这时候，给什么都不换了，垄断就是利益最大化，不用和外资换任何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 对于绝大多数钱没有多到随便开销的中国人来说，买辆车是大事，需要仔细权衡比对。很多人都会问起，该选择什么车，我想就这个话题来解释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 我采访通用汽车前任副董事长鲍勃鲁茨时，老爷子说，人和车是有缘分的，选择一辆车就像选择自己的爱人，有时第一眼看到就怦然心动。这个底特律花心的老家伙，把他在情场上那套已经挪到车上来了，不过，老实说，这的确是选择车的最高境界，因为一辆车，特别是欧美车，它是带着造车人的气质与灵魂，而日韩车，始终是一件现代工业的产品。它与设计者和使用者，都缺乏感情交流。

        不过，绝大多数人不会像鲍勃鲁茨一样选车，他“不差钱”，同时还有N辆车。我们只能选择一辆车，同时预算有限。在选车过程中，最重要的考虑是银子，比如5万元以内，8万元～12万元，16万元～20万元等等，这些都是重要的区间。

        第二步确定车子做什么。比如，假如要拉很多人，5座车就不考虑，要想想MPV和SUV；如果基本一个人开，也可以考虑两门版，多俏啊，座位多出来是一种浪费。假如你经常跑长途和高速，平顺性很重要，你会选择V6发动机；但是如果只是代步，直列4缸也许就够了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你希望瞬时加速度爆发力，喜欢操控感，选择带有涡轮增压的发动机；如果你重视油耗，就选择自然吸气，排量较小的发动机。同时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在上海、北京这种路况下，不能获得任何操控感，蓝宝基尼也跟着QQ后面开，大家应把舒适度考虑在先。

        对于绝大部分一线厂商，他们在三级城市都设有4S店，比如上海大众、一汽大众、上海通用等。日系品牌的4S店明显要少，比如广汽丰田，很长一段时间泰州、扬州和镇江合用镇江的一家4S店，这让泰州、扬州的凯美瑞用户非常麻烦，如果东部沿海尚且如此，中西部地区就更不用说了。假如你身处偏远小城镇，维修问题，要放在挑选车辆时最重要的环节。当然，在北京、上海、甚至南京一级的城市都无所谓，因为哪怕是宾利在这些城市都有专卖。

        就舒适度来说，我个人体验应该着重考虑几点：

        首先当然是底盘，底盘的坚固性，够不够硬。软塌塌的底盘，让车子速度起来后就飘，同时转向、过弯等等感觉整个车子很松散，而不是铆着劲。同时，有些车是共用底盘的，例如CRV其实用了轿车底盘，什么汉兰达、RAV4、Q7、Q5也都是如此，如果想真正找到越野感觉的人，就不要买与轿车共用底盘的SUV，不管怎么调，坯子还是那个坯子；

        其次是悬挂，欧系车悬挂硬，有点颠，但有人喜欢这种路感；美国车悬挂软，明显是高速公路文化的产物，有人觉得舒服，但也有人觉得晕车。在悬挂方面，最好前后都是独立悬挂，但是便宜车往往不能做到这点，最多前轮独立而已。除了独立与非独立，还有各种悬挂的类型，不过太专业了，区别也不太大，最好的是多连杆，奔驰的S级都是多连杆，它让人在车里很舒服；

        最后是变速器，我们通常可以看到5速手动，4速手自一体，遵循的原则是档位越多越好，在奔驰和宝马的高端车上，已经有7档手自一体。档位多，换档的顿挫感就少，更加省油。所以，大众在用DSG做文章，这是双离合技术，用了两套齿轮；而诸如克莱斯勒进口车，则大量利用了无级变速，也就是一种终极平顺状态，不过，这种变速器只能用在小排量车上。

        上述3点以外，带来舒适性的东西就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了。比如，发动机的声音，由于我开Polo，是一款高转速发动机的小车，声音比较响，很多人不适应，特别是日本车开惯的人。不过，我觉得没什么，听着发动机唱起来，才知道它运行的好坏吗，转速什么的，也能清楚的感觉到。

        至于车载GPS、侧气囊、蓝牙、座椅加热、车窗防夹、自动泊车、自动保持车距等等，随着银子不断花出去，功能就都出现了。我自己感觉，除了GPS和侧气囊外，其他都比较花俏。不过，真皮座椅很实用。总之，这些都根据预算来考虑。

        最后，我想补充一点关于自主品牌、合资品牌和进口车。每一辆进口车，我们都要为它的品牌、运费、关税、层层代理费等掏出高得多的溢价，这个溢价让人瞠目结舌。比如，我的同事就报道过，在美国50多万的新宝马7系，在国内卖到了200多万；而Smart在欧洲是7000欧元，而在国内却要16万元。

        合资品牌在服务体系和产品质量上的确胜过自主品牌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它们还是有溢价的。排量越小，溢价越少；国产化率越高，溢价越少；产量越大，溢价越少。例如Polo，中国的售价是低于德国的，同时，由于中国工人更听话，更服管，工厂生产的残次率也是全球最低。说来你不信，比如在德国，工人可以在生产线旁边吃个盒饭什么的，国内绝对不允许。

        自主品牌在关键技术上，仍旧有差距，例如吉利车的变速器，用过就知道实在是......不过，它现在买了澳洲的DSI，应该有改观。像荣威550已经是一款和合资品牌不相上下的车，在底盘、发动机、变速器、悬挂等关键部件上，这车都可圈可点，自主品牌的进步，让大家选车的范围越来越广，选车的价格越来越实惠。

     看到最近《华尔街日报》一篇文章，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常人如何不同，在左脑下方内侧少了一道皱褶。众所周知，大脑的形态看上去就像一坨肠子，但是爱因斯坦的有一小块区域，因为没有皱褶，而显得像块腰子。这是一个重大转变，科学家研究表明，这块区域少了皱褶，让空间想象力变得很好，同时逻辑推理能力也很强。

      我的印象是，皱褶，也就是说大脑皮层代表着思维的丰富程度，如果把这一皮层全部撸平，将是60厘米×90厘米的一块面积，面积越大越好，跟房子是一个道理。不过，现在科学研究似乎推翻了这一结论，因为从爱因斯坦的情况看来，也许皱褶少反而好，跟皱纹是一个道理。

      这个结论明显带有反推色彩，即爱因斯坦上述能力比较强，因此他和普通人类有啥区别呢，结果发现少了一道皱褶。我没有当面拆穿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把戏，随着媒体全球化的日益严重，华尔街日报从忽悠全美国，继而要开始忽悠全世界了，这对他们是一个挑战。

      不过，那些研究宇宙的人的确很有意思，很多事物非常遥远，他们就根据光谱，要推导无穷远的事情，无穷久的事情。我们形容不相关的事情，叫作“八杆子打不着”，宇宙物理学家他们就是如此。

      关于空间想象力的重要性，举一个例子说明，就是关于11维空间。在爱因斯坦时期，他的理论中是4维空间，即长宽高+时间。但是在爱因斯坦之后，空间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在上世纪90年代，超弦理论主张有11维空间，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霍金。

      有关8维空间，科学家都能做出很好的描述，即长宽高、时间、温度、电磁力、引力或斥力、速度。但是此外的3维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了。因此，我强烈建议，在霍金百年之后，也要让他为解剖学做点贡献。另外3维，完全建立在科学家的推理、想象之上。

      但是，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形象的比喻来描绘，就像一个橘子，近看能看到它表面的凹凸，远看确实一个看是光滑的平面。而这11维就在这凹凸之中，但我们只能远望它、想象它，却不能感知它。

      于是，你们该知道，我为什么叫橘佑京了吧。

      言归正传，我发现进化在进入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时，就开始做减法，而不是加法。少一道皱褶，少一个扁桃体，少一个阑尾都是算是进化吧。由于自然已经失去了淘汰、筛选人类的机制。现在，我们进化唯一的方式就是靠基因突变后，丢失些什么。这真是碰运气的事情，谁想到丢个皱褶，能捡个便宜呢。

通用汽车前任CEO瓦格纳

本田公司前任CEO福井威夫

克莱斯勒前任CEO纳德利

标致雪铁龙前任CEO斯特雷夫

丰田汽车前任CEO渡边捷昭

http://www.dereon.com/audio/1-11_Id_Rather_Go_Blind.mp3

      昨天，去苏州金龙采访，谈到了行业竞争一些事情，金龙可爱的工作人员表示，在国内外竞标中，行业协会实际上起到极大的操蛋作用。首先，它照顾几家输送利益的公司，在某些竞标中，圈定少数几家厂商，将多数厂商排除在外；在失去威信后，各种竞标厂家再也不甩协会，在国际市场互相杀价，结果中国车赔本赚吆喝，很多质次价廉的车充斥着五大洲、七大洋。

      中国货就是便宜和低档的代名词，这一趋势蔓延到客车制造领域，让众多优质厂商走出去的过程充满艰辛，他们必须先消除别人的成见，并且任由客户杀价，利润极其微薄。

      公平地说，谁让我们没有品牌呢，竞争对手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牌子，哪些腐朽的老牌子；不过，协会把口碑做差了也是事实。国内的行业协会现在这个样子，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：

      政府太强势，管太多，把协会，这个专业化的行业组织，要么收编为政府的一部分；要么啥权利都没有，很锉很孱弱；其次，协会在自身很弱的情况下，开始傍大款，行业的大企业就是协会的衣食父母，成为大企业一言堂，协会不能秉公，其他企业也就不买账；最后，协会管理人员的来源也很奇怪，他们要不是官员退下来的，要不就是专门干协会的，既不国际化，也不专业化。他们要不眼睛盯在“位置”上，要不眼睛盯在“票子”上，但从不盯在“行业”上，他们对行业的认知和贡献度都相当有限。

      下面试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。第一个例子是铁矿石谈判，每年铁矿石谈判都进行得磕磕绊绊，中国的钢铁企业就是很难统一在一起，用一个声音对外讲话，在其中所谓中钢协有什么用吗？它能管住哪家企业吗？我感觉谁都不把这协会放在眼里，发改委是爸爸、中组部是妈妈，其余都不相干，大企业就是这么想的。比如，最近在日照搞了一个铁矿石交易市场，中钢协又不开心了，和两拓、淡水河谷的交易，你又谈不下来，你还不让别人自己搞，这不是操蛋吗？

      以前，我采访雨润（火腿肠和冷鲜肉企业，国内第二）的时候，他们夏总也跟我说起行业协会的事情。比如，行业内有些大企业用死猪肉、病猪肉，协会从不管；等到各个企业准备往家乐福、沃尔玛等商超里攻的时候，什么进场费、条码费、推广费、节庆费、海报费、分成费、物业管理费。这些费用，协会从来不把大家组织起来去和商超谈，于是，大家互相压产品价格，再抬高上述各种费用，拼到最后，只能在上游用质量差的猪肉代替好原料。于是，不仅肉联厂受损，猪农也干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  当然，还有我们的关于牛奶方面的协会（含乳业和奶业两大协会），我已经说过它很多事了。假如协会有个操蛋排行榜的话，他们肯定要拔头筹。两协会的不懈努力下，我国牛奶行业表现出一种礼崩乐坏的场面，一个可爱可亲的饮品让人总是谈之色变，估计只有敌敌畏达到过这个高度吧。

      发达国家有着大量的社会组织存在，他们补充了政府、企业、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，成为衔接彼此关系的桥梁。表现在国内，尤其重要的是，政府必须出让一部分权力。假如改革开放前30年，政府干的主要工作，是让出市场的一部分，重在“搞活”；现在，仅仅让出市场是不够了，让得再多，它不健康有什么用呢，因此得让权力出来，让社会组织去搞，重在“搞好”。